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单田芳辞世,评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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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的历史考据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第一部分
可溯之源

这里我们顺带着讲一下“盘道”与“反盘道”的问题。

与刘兰芳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的还有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以播讲《三国演义》、《烈火金钢》、《封神演义》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单田芳播讲的《童林传》、《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后,他陆续推出的《小八义》、《水浒传》、《施公案》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

也有说是派了梅子卿、清云风、赵亨利、胡鹏飞四位丞相传徒授艺,大兴此道。这便是后世“梅、清、胡、赵”北四门的来历。因此上,黄河以北的鼓书艺人都供周庄王为祖师爷。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传说,或许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去查一下历史资料,肯定查不到这段历史。但北方艺人分“梅、清、胡、赵”四个门派却是没错的。最上方写着“大周庄王姬佗”的名讳,左右是“至圣先师”与“文昌帝君”,下边另起一行写得便是“梅、清、胡、赵”四人的名字,很有意思。

刘兰芳《岳飞传》。

醒木也也叫醒目、响木,是一块长方形的小硬木块。尺寸不一,一般长约一寸,阔约半寸。上面抹边,共二十条边线,十个平面。放在桌上外露九个平面,所以也叫“九方”。关于九方的传说,众说纷纭。

《扬州画舫录》。

自古传流到如今,不过是给您消愁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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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一带,成书于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载:“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云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至于苏州评话则始终与苏州弹词并行发展,合称“苏州评弹”。其中的“评话”以说演历代兴亡战争故事为主,篇幅较长,俗称“大书”,弹词以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俗称“小书”。传说清代后期的评话艺人陈汉章在苏州玄妙观附近书场说《三国》中的博望坡时,其掌号,击鼓,马蹄声,马嘶叫声,都很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吴侬软语之中却有雷霆万钧之力,此时恰有江苏巡抚(清代苏州为江苏省会)坐轿经过书场附近,竟然受惊跌倒。

“胡”“赵”两门传人一直不多,近现代艺人大都属“梅”、“清”两门,彼此来往(

这样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进入21世纪之后,评书(评话)已显颓势,南北两支最终却是殊途同归。苏州评弹虽然极早就选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一种“文化名片”使用(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就选用了苏州评弹“茉莉花”);但在此类表演中,琵琶弹唱的“弹词”几成“评弹”代称,苏州评话(尤其是“大书”)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北方评书,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中人喝水时,可以真喝,演员要喝水时,也可以安排让剧中人喝水。烟、鼻烟虽能借当道具用,但不能真吸真闻。只能在间歇时演员吸烟。新书的剧中人物吸烟,只能空手模拟或用扇子当烟袋模拟。

作者:邢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第二部分 可证之史

《火影忍者》评书。

醒木

对此,连丽如(连阔如之女)认为,广播、电视等新兴传媒的介入,极大地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害”了评书这门艺术。单田芳进一步指出,这与评书的形式和特点有关:“一个人、一张嘴,没有别的东西,形式非常单调。不像明星在台上唱一首歌,需要有灯光、服装、伴舞,看起来那么热闹。”除此之外,一部长篇评书一般都在一百回以上,而且部分评书甚至会有三四百回之多,以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为例,它的总回目达到了400回之多,一回按25分钟计算,共需要花费10000分钟,也就是大约166个小时。不言而喻,对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年轻人而言,听完一部完整的评书可能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奢侈。2016年时,为吸引“二次元”时代的年轻观众,王玥波曾经尝试播讲《火影忍者》评书,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有观众吐槽,长达一刻钟的时间,却只说了漫画版《火影忍者》开篇不到3分钟的内容,“说得这么慢,哪年才能完?”

“自古道周书李戏,诸君莫问是假是真。

再扩大地域来说,在北方,除京津一带称作“评书”外,东北也有“评词”的叫法;到了南方,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评话”,而湖北、四川等地则仍称为“评书”。之所以有“评书”与“评话”的区别,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直承元明以来的“平话”的表演传统;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主要是蜕化于鼓书“说唱”,或说由书目到表演,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由此究其本质,“评书”和“评话”实无分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评书表演界出现了“四大名家”的说法,他们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和田连元。他们的评书从内容到形式各有特色,但都同样有很深厚的传统功力。袁阔成的评书多以历史故事为主,语言机智、幽默,代表作《三国演义》成为传统评书的一面旗帜。2000年以来,袁阔成还录制了《林海雪原》等一些新长篇评书。刘兰芳以《杨家将》、《岳飞传》为人熟识,因为她还善长东北大鼓等多门技艺,所以声音顿挫,极富于音乐性的韵律美感。单田芳的评书多为侠义故事,音色极富个性,他说的评书以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和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取胜。他非常善于推广自己的评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出版自己的音像制品,与全国上百家的电台、电视台合作,成立“单田芳书场”,可以说,目前他的听众是最多的。近些年单田芳评书的内容有所改变,录制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的新评书。田连元是颇具革新意识的传统评书表演家,他的评书融入了不少现代意识,在录制了我国第一部电视评书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推出了《梁山后代小八义》等诸多电视评书。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晚期农耕社会,评书艺人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在社会评价上近乎两极。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中,说书人历来是“人家看不起的”,据说“连家谱都不能上”。在知识精英眼中,说书人“思想之卑陋,文词之恶劣,令人脑晕心呕,只合酒肆茶寮,裸裎高踞,酒一杯,茶半壶,信口开河”,是所谓“吃空心饭的江湖朋友”。

评书演员用的扇子就是普通的纸折扇。演员用它代替刀枪武器、毛笔等,虚拟动作或景物。表演武打时的刀枪架式必须用扇子。如遇同行来盘道考核,把扇子拿起递过来,说:“扇子古时有,指点分文武,假笔可代书,兵刃借它舞。”演员应回答:“扇子原本古有,刀枪棍棒凭它。文武九流各有时,惟我不分冬夏。”这两段词也说明折扇在评书演员手里的用途。

遗憾的是,中国的评书从未完成这样的转型——流行一时的“电视评书”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而已。人们始终无法将“说书先生”与电视剧的“编剧”抑或“旁白”角色联系在一起。尽管田连元先生仍旧坚信“只要人类还说话,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说书先生”这一行当的消逝,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周庄王年间,连年荒旱,老百姓非常困苦,太后又患重病。这时左丞相肖彭向周庄王奏道:“大王要想江山稳固,太后病好,必须大赦天下,减免三年赋税,广施仁政。”他还推荐了姓梅、衡、胡、赵的四个人,编了些“安邦治国,发奋图强”内容的东西,到各地去演唱。不到三年光景,果然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太后的病也好了。周庄王大喜,封四位说书人为“四大善相”,并分别授名为:安乐堂、喜乐堂、欢乐堂、永乐堂。每人又赐尚方宝剑一口,堂印一颗,圣旨一道,可以到全国各地说书。不管到了哪个州衙府县,碰到贪官污吏,有先斩后奏之权。四大善相授封后,又到各地去说书,结果没有几个人来听书,只有几个六十多岁的听众。问其原因,一位老汉说道:“因为挂着尚方宝剑和圣旨,谁敢来

袁阔成《三国演义》。

与其它
“手帕”是一大块素白手帕,一般手帕也可以代替。表演当中,折叠可代替书信、书、表、摺本用,也可以当手帕用,摸拟擦汗、擦眼泪,但不能真擦。一般评书演员在场上还另有一块实用擦汗的毛巾。

新中国成立后,评书艺术出现了第四次大发展。传统评书进入新时代后,评书艺人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积极编演新评书,对传统评书边演边改,在演出中尽量剔除书中的封建糟粕。这时期,老艺人出现新面貌,而评书新人也开始纷纷崭露头角,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深受欢迎的新评书演员,如陈荫荣、袁阔成、李鑫荃等。他们各有特色,陈荫荣表演细腻、逼真,擅长运用典故;李鑫荃艺术功力深厚,表演细腻、平和;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幽默风趣。新时期出现的新编历史评书和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评书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了短篇新评书《横渡乌江》。五十年代初,赵英颇改编上演了新书《一架弹花机》、《登记》等。五十年代末,各书馆上演的新评书,已到上演书目的三成以上。北京宣武说唱团的李鑫荃,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演出了《红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多部新评书,1960年他改编的《红岩》、《平原枪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受到听众普遍好评。传统评书被认真整理后播出,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1961年马连登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理录制了长篇评书《杨家将》。李存源在电台播讲的《西汉》故事片段、《列国》故事片段,受到听众的欢迎。

在中国的诸多曲艺品种之中,评书其实是一个繁盛的大家族。所谓“评书”,“按,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的“平话”。
明代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描写明末清初说书人柳敬亭(今江苏泰州人)说武松打虎的情景:“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他也经常在书场说书。他在扬州街头贴出几张小小海报:“柳麻子又来说书”,听众竟至趋之若鹜,能够连说数十日依旧满座。柳敬亭以其高深、精湛的技艺圈粉无数,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在评书发展史上的“祖师爷”地位。20世纪上半叶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在遗著《江湖丛谈》里说,评书的南北两支派,皆为柳敬亭所传流。

听书呀~我们这把年纪了,是不怕死的。”后来,为了宣扬周庄王打鼓劝善的德政,便用扇子代替了尚方宝剑,手帕就是当年周庄王的圣旨,醒木就是那颗堂印。

下编播了中篇新评书《虎门销烟》、《秘密列车》等。八十年代中期,由辽宁营口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袁阔成把他与人合作重编的全部《三国演义》推上电台和电视屏幕,在全国说书界和广大听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来,评书艺术在茶馆、广播电台、电视台全面开花。评书走向电视,使演员的表演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演员们的努力之下,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非常顺利的适应了现代传媒的发展。1985年3月,辽宁电视台率先推出电视评书栏目,田连元录制的《杨家将》成为我国第一部电视评书,播出后轰动全国。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电视书场”栏目,陆续播映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西楚霸王》,田连元的《水浒人物》,田占义的《民国风云》等评书书目。

繁盛家族

王杰魁(1874,1960),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他最拿手的书目是《七侠五义》。如果说,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那么,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他说书,吐字慢,像在拉长音,娓娓说来,别具艺术魅力。又善于使用“变口”,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

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晨间剧《阿信》。

敬亭之后,虽无敬亭,却有他培植的桃李,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据传,王鸿兴之后有所谓“三臣、五亮、九茂、十八奎”之说。

最初,地位卑下的“说书先生”们采用的是“撂地”的形式露天演出,后来才得以逐渐进入茶馆、书馆表演。近代的高科技——广播——的诞生则真正使得当代的评书进入了全盛时期。1937
年11月3日,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东汉演义》,社会反响强烈,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1950年6月25日,扬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文艺节目中设置《评书》专栏,邀请扬州评话艺人供给故事材料,现场做直播表演。到了1979年9月,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了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市电台播放,形成“万人空巷听兰芳”的热潮,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评书热”。

这一时期还应提到石玉昆。石玉昆不是评书艺人,他擅长多种技艺,甚至根据“子弟书”的曲调自创了“石韵”或叫“石派书”。留传下来,成为单弦的一个曲牌。但他整理并创作的《三侠五义》却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近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书目之一。在民间的影响力,不

第三次高潮,30,4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杰魁、连阔如、陈士和等。

据《江湖丛谈》(云游客著)中介绍,评书艺人有醒木词:“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传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僧家一块说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湖海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艺论家门。”
醒木词说明这块醒木的七种用途,除说书人用外,还有君、臣、文、武、儒、释、道用它。过去老艺人对醒木有“七木归源”、“九木归源”、“十三木归源”等不同的说法,
扇子

柳敬亭之后,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生涯百咏》卷三“说书”条记载,“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清代书场之热闹于此可见一斑。

甚密,长期以来联穴演出,互通有无,因此业内流传有“梅清不分”、“清家弦子梅家唱”的说法。乐亭大鼓、木板大鼓艺人多属“清门”,如白云鹏,年轻时曾在河北乡间行艺,多演木板大鼓、竹板书等,艺名白玉鹏。后进入大城市而改歌京韵大鼓,终成一代宗师。而西河大鼓因流传地域广泛,从业人数众多,所以四门均有涵盖,如“清家门”的赵玉峰、张起荣、田荫亭、马连登、程福浓、赵连甲、田连元;“梅家门”的李庆溪、赵庆山、李庆海、杨田荣、王田霞、单田芳等。)
说书的这几样的道具因为是皇家所赐,所以也就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扇子,手绢,醒目三样道具各有几套说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有线广播农村大喇叭的定点播放,尤其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给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那时一大群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谈论。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近乎达到40%-50%。其中,天津电台在原来《评书连播》的基础上,于1982年9月开办“中长书连续播讲”,扬州电台于1984年开办《广播书场》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1988年7月开办了《长篇评书》节目。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每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评书”,就如同当下人们“追剧”一般,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

唐宋时期的“说话”与“俗讲”

与此同时,“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三臣系何良臣、郑光臣、安良臣。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三臣系王鸿兴之徒”。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的弟子,王鸿兴原来以说大鼓书为业,后经过柳敬亭的点拨,技艺大进,于是拜柳敬亭为师。王鸿兴在北京收了三个徒弟,安良臣、何良臣、邓光臣。王鸿兴去世后便由三个弟子立门户传授弟子,直至后世。到清末民初时期,京城中的评书界已然名家荟萃,书目繁多。当时,北京的天桥是曲艺创作与演出都很活跃的地方。这一时期公推的书坛领袖当属“评书大王”双厚坪和“潘记书铺”潘诚立。此外,擅长说《施公案》的老前辈群福庆,嗓子天赋好,字正腔圆,尤其以表演书胆黄天霸闻名遐迩,显出深厚的功力,江湖人称“活黄天霸”。以说《水浒传》誉满京城的徐坪玉,则因为他刻画武松这英雄人物生动形象,在业内赢得了“活武松”的美名。

到了明代,北方评书已臻于成熟。从那时起,评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四次高潮。

苏州评弹(实为“弹词”)。

一种说法是评书早年创造于和尚,由和尚说讲佛经故事劝善发展而成,和尚募化十方,因为是评书的创始人之一,听评书不给钱,所以评书艺人不挣和尚钱,只能募化九方,用九方木。另一种说法与此相反,俗话说和尚嘴大吃八方,但听评书也得给钱。评书艺人能吃九方——连和尚都吃,所以用九方木。看来前者是近乎情理的。

第一次高潮,在明末清初。那时,评书名家辈出,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如此看来,媒体之于评书,似乎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广播的普及成就了评书的辉煌,电视与网络的兴起则令评书的境遇急转直下。只是,评书在新的媒体时代的转型的失败,真的就是一种必然么?

一 评书的源头

“诌书咧戏,听不腻的曲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恐怕,未必。

盘道——左手拿起扇子,说:“扇子一把抢枪刺棒,周庄王指点于侠。三臣五亮共一家,万朵桃花一树坐下。”然后把扇子放下,再拿起手绢,往左边一放,接着说:“何必左携右搭,孔夫子周游列国,子路沿门教化。柳敬亭舌战群儒,苏季子说合天下。周姬佗传流于世,古今学演教化。”拍醒目开书。

扬州评话。

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周书李戏,听不腻的曲艺。”什么意思,周和李分别是姓氏。“周”指的是大周庄王,资料上也有记载姬佗的,那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公元前682年10月,姬佗病死,死后的谥号为庄王。是东周的第三帝。牵涉到祖师爷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是认祖归宗,连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把老子认为李家的老祖宗,那么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要给本行业找一位身世显赫的祖师爷。(造酒的祖师爷是杜康;小偷的祖师爷是东方朔,东方朔偷桃;木匠是鲁班,也叫公输班,和墨子是师兄弟。)评书艺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认定大周庄王是本行业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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